2020医药行业子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受疫情催化诸多子行业将迎来发展机遇

我国医药产业众多子行业有望借势完成普及+升级。每次重大疫情，都是我国医药产业加速升级的契机，需求端和政策端都有望迎来利好。可以预计，医药产业中的多个子行业将迎来发展机遇期。

1、医疗防护：疫情凸显储备不足，未来需求或大幅增加

新冠疫情显示出我国医疗防护储备薄弱，需求端有望实现较大增长。疫情开始后，各地定点医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物资短缺现象。以医用口罩为例，我国口罩总体产能为2000万只/天，占全球近半产能规模，其中医用的外科口罩产能是220万只/天，医用N95口罩产能约为60万只/天，但有超过50%口罩生产企业不具备医用口罩生产资质。考虑到我国超过千万的医务人员数量，保守估计一次性医用口罩的单日消耗量就会达到百万级别，存在大量缺口。为了解决物资紧缺问题，工信部发布了防疫重点物资清单并由政府统一接管，督促复工加班加点生产防护用品，产能剩余部分也将统一采购进入国家储备。考虑到未来医院端医疗防护将更受重视，防护用品需求端有望大幅增长。

除此以外，家庭防护和企业防护也提出了新的需求。疫情发生以来，民众对家庭防护意识显著增强，从一次性医用手套过去一年天猫销量数据变化趋势来看，单2020年一月份销量就达到了56.67万只，二月份第一周销量为29.71万只，为去年二月整月销量的10倍。由于家庭主妇使用一次性手套进行厨卫清洁容易形成习惯，会重复购买，可以认为这种增长将具备一定长期逻辑。疫情发生后各企业单位均加强了卫生防护工作，如消毒水、口罩、一次性手套的采购量大增。疫情结束后，高标准的卫生防护体系有望形成常态。

2、血制品：普及程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根据钟南山院士发表的研究数据，很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以下简称“静丙”），整体比例达到13.0%，非重症患者的比例是9.3%，而重症患者则有32.9%使用了静丙。静丙含有广谱抗病毒、细菌或其他病原体的IgG抗体，另外免疫球蛋白的独特型和独特型抗体能形成复杂的免疫网络，所以具有免疫替代和免疫调节的双重治疗作用。经静脉输注后，能迅速提高受者血液中的IgG水平，增强机体的抗感染能力和免疫调节功能。由于本次疫情尚无特效药，因此静丙成为了患者抗感染、免疫调节的重要临床用药之一。

重症感染属于静丙的主要适应症之一，而目前根据文献研究，重症患者使用率仅为32.9%，静丙的临床普及程度和可及性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从长期来看，此次疫情有望提升静丙等血制品在临床的渗透率，利好行业的长远发展。

3、抗病毒药物：创新药研发偏科，抗菌抗病毒薄弱

此次疫情迄今为止尚无特效药产生，美国首例治愈患者试用的瑞德西韦是吉利德公司研发的抗病毒药物。纵观我国创新药产业，研发热门大多集中在抗肿瘤或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病领域，对于新型抗菌药、新型抗病

毒药物等涉及到国家生物安全的领域相对薄弱。未来随着国家对生物安全领域的重视程度提高，未来对于抗菌、抗病毒类创新药的支持力度可能加大，届时相关的创新药公司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图表：已上市主流抗病毒药物中国产创新药数量稀少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5、CRO：内资药企已成重要驱动力，有望受益后续研发需求增加

如前所述，SARS疫情带来的GLP、GCP制度加速落地，从而奠定安评CRO的格局基础，具有历史特殊性，SARS之后的几次疫情（除新冠疫情）并未对CRO产业带来巨大影响，但本次新冠疫情可能有所不同。对于大部分CRO企业，内资药企客户的需求已经成为重要的业绩驱动力。本次疫情之后，医药创新可能进一步成为政策鼓励的方向，CRO产业有望受益。

我国现有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始于建国初期借鉴的苏联公共卫生防疫模式，比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劳保制度。但是，随着国家的经济转型，苏联制度的防疫制度缺陷逐渐暴露问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十分脆弱。目前全球范围内，传染病疫情报告与防控制度最完善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新冠疫情之后，我国防疫体系更可能向美国、日本模式借鉴学习。

在美国应急管理体系中，CDC是主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具体决策者和执行者，州和地方是第一反应者。

1979年以前，美国采用“分灾害、分部门”的单一灾种的应急管理模式；但1979年之后，美国摒弃了单一灾害管理模式，开始试行以FEMA为核心的综合性突发事件管理模式，即无论发生何种突发事件，均采取“联邦—州—地方”三级管理体系。2001年“9.11”和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后，美国形

成了新的三级管理体系，包括：

1）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隶属联邦，是主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具体决策者和执行者，事件发生后启动“联邦快速反应计划”；

2）医院应急准备系统（HRSA）：隶属州，通过药物供给、急救救援、信息沟通、检疫隔离、院内协调等，迅速整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调配力量；

3）城市医疗应急系统（MMRS）：隶属地方，通过沟通各地消防部门、医院、社区应急救援队等，加速区域资源的调配进程。

图表：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管理模式

6、除了上述三级管理体系外，又可分为四个横向子系统：

1）全国公共卫生信息联络系统：主要负责疾病的监测，监测内容包括住院病人的相关症状、药店药品销售情况、动物死亡情况等，其中电子网络疾病监测系统的实效性和反应的快捷性有着难以媲美的优势。

2）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诊断系统：主要负责疾病的病因诊断，美国CDC拥有2000多个公共卫生实验室和1.7万多个医院实验室，具有极强的科研性、学术性，诊断正确率很高。

3）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系统：主要负责收集特定人群流行病学资料，用于研究疾病流行的规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分析病因提供依据，进而制定预防和控制疾病的有效措施。

4）全国应急物品救援反应系统：主要负责保障突发事件后医疗器械、药品等救援物资的储备与迅速到位，可在12小时内为任何灾区提供至少50吨的救援物资，其庞大的储备量与惊人的转运速度确保了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

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为典型的“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模式，迅捷的逐级上报制度是日本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特色之一。

日本是全球自然灾害高发国之一，在长期的抗灾救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全面的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在经历了1923年关东地区7.9级大地震、1995年7.3级阪神大地震、2011年9.0级东日本大地震导致严重的福岛核泄漏等自然灾害后，日本形成了系统化、立体化的应急管理体系：

1）国家首相：作为体系的最高长官，分管中央防灾委员会、安全保障委员会和内阁官房。其中，中央防灾委员会处于核心地位，灾害发生后，主要负责防灾计划的实施、防灾事项的相关咨询、防灾专项调查、为地方防灾会议和综合防灾部提供指导等。国家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顶层设计者，在疾病预防、应急处置、灾后重建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2）都道府县：负责本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权制定本地区具体的防灾计划，并且有义务协助其下辖的市町村开展防灾计划。日本47个都道府县和2000余个市町村均签订了互援协议。

3）市町村：作为三级应急组织结构中的地方基层机构，主要负责本市町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在不违背上级意见的总体原则下，享有制定本市町村防灾计划的权力，也有帮助其他市町村及都道府县的义务。

4）“紧急灾害对策本部”：最高级别的临时机构，只有发生显著异常、情节严重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经内阁会议决议通过后方可设立；

5）消防厅和厚生劳动省：整个应急体系的协调运转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主要由厚生劳动省负责，涉及国立医院、国立研究所、检疫所、地方卫生局、卫生实验所、保健所、县立医院、市町村医院等。

图表：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管理模式

本次疫情，再次暴露了基层医疗检验能力的不足。2月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检测确诊能力，缩短检测时间，从全国疾控系统调派检测力量支援武汉，允许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核酸检测。”这是对ICL行业价值的肯定。虽然因为疫情期间医院诊疗量下降，可能影响短期业绩，但可以预计，后续ICL行业有望得到一定的政策支持，加速行业发展。